观剧 | “笑声”背后的知识规训：看川剧折子戏《做文章》

锣声“镗镗”，梆子声“咣咣”。戏台那边，红衣少年蟹步而来，一步一摇。这便是川剧折子戏《做文章》的主人公，纨绔子弟徐子元。此次锦江剧场上演的《做文章》，由成都市川剧院青年演员蒋欢、王裕仁和杨锡武担纲。半小时的表演中，台上徐子元不学无术，丑相尽出。台下笑声阵阵，掌声四起。作为一部寓教于乐的戏曲作品，《做文章》俚趣灵动、笑料迭出，而其“笑声”背后的知识规训亦了无痕迹。

蛮疙瘩来报：老夫人让作文！

《做文章》

何以引人发笑

《做文章》是川剧弹戏传统剧目《过江误》中的一折，讲述了一系列引人失笑的乌龙事件：徐子元是朝廷重臣之子。科举主考官为了巴结徐父，将试题泄露给徐家老夫人。老夫人命徐子元依照试题作文章。奈何徐子元胸无点墨，无法下笔，只好请仆人单飞英代笔。老夫人阅毕文章，甚爱其才，令徐子元过江，去崔天官的府上相貌招亲。徐子元因自身相貌丑陋而赧然，遂令单飞英代替。……种种荒唐形状，令人捧腹。

徐子元跪求单飞英代替招亲

《做文章》的戏剧张力来自徐子元“三年读本《百家姓》”的愚痴与做文任务的“艰难”之间的矛盾冲突。主角徐子元出身世家，整日闲荡，不识之无，属于褶子丑行当。蒋欢将其“人在书房，精神出走”的窘况自然呈现，暗暗勾连着当代观众的受教育体验。也正因此，他饰演的徐子元愚顽而狡黠，可笑也可爱，别是一番风味。徐子元知晓老夫人命自己做文章之后，面色哀痛，如丧考妣：“听说是要做文章，我心如刀绞”。“心如刀绞”的庄词谐用与大词小用，夸张表现了徐子元目不识丁却要写文章的滑稽。演员蒋欢隐隐有哭腔的唱词和了无生趣的面部表情，将这种张力推向极致，催人发笑。此外，这种矛盾还体现在四川方言的双关语：徐子元在书房枯坐半日，一字未成，遂叹息道：“哪里是叫我作文，明明是叫我遭瘟呢？”。“作文”与“遭瘟”这组生长于地方语音的双关，使观众会心一笑，不露声色地抵达对徐子元的揶揄与讽刺。

单飞英纠正徐子元执笔姿势

除了谐趣的唱词和念白，演员蒋欢在《做文章》的玩耍与女性化神态动作亦是这折戏的笑点。在“捉马蜂”与“想姐儿”两段，徐子元人在书房，心猿意马：忽而东跑西跳，捕捉马蜂；忽而神游青楼，想入非非。川剧布景向来讲究“留白”，追求场景“神似”而非“形肖”。因此，戏台并无马蜂和“姐儿”出现，全凭演员蒋欢一人在唱念做打间还原：只见蒋欢目光宕然流转，口微张作专心状，全神贯注地随着“马蜂”移动跑跳，其专心欣悦之状与作文时的愁苦表情恰形成对比，令人忍俊不禁。蒋欢口技亦十分了得：“嗡嗡”的马蜂振翅声忽大忽小，间有停顿，蒋欢的眼神亦缥缈不定，停在半空。随后蒋欢惟妙惟肖地模仿女子梳妆歌舞：照镜搽粉，眼神迷离；梳发整髻，神态柔魅；执扇曼舞，身姿婀娜，几乎可以以假乱真——原来是徐子元“猛然间想起美多娇”。演员蒋欢出神入化的女性化表演，和徐子元“头戴一顶花花巾——崭新，身穿绫罗色色新——光生”的光鲜扮相对比鲜明，是对徐子元“金玉其外、败絮其中”的生动注脚。

徐子元想入非非之状

“不会作文章便成为反面笑料”的情节暗示之外，角色台词也进一步明示《做文章》隐伏的认知图式。生活优渥的徐子元不通文墨，想用钱买学问，王裕仁饰演的仆人单飞英语重心长地劝道：“其他东西都可以用钱买来，唯有学问要靠自己学”。徐子元对案读题，惊呼：“噫！三日不进书，日就变胖了！”这既是不分“日”“曰”的笑话，也是借徐子元之憨傻情状实施规训：生长于中国传统社会的戏曲，认可埋头扎进“圣贤书”生活方式。出现在戏中的“学而”一章，无形中给经学加上“正统知识”的光环。

单飞英劝学：“学问要靠自己学”

剧中，少爷徐子元和仆人单飞英出身、学识和境遇的反差和身份反转饶有趣味。出生世家的徐子元慵懒憨傻，才疏学浅。临到作文，他只好求助仆人。出身贫寒的单飞英勤勉聪慧，文章自有神采。借助焕然文采和堂堂相貌，他最终实现与少爷的地位置换。剧名“过江误”，便是从单飞英过江前后耍弄徐子元而来。看似荒诞不经的剧情背后，引人深思的是单飞英实现社会结构反转的筹码：对经学的掌握。对某种知识的生疏或熟习何以导致个体权力的消长？在《规训与惩罚：监狱的诞生》中，米歇尔·福柯阐释权力与知识的共谋：权力造就知识，与此同时，知识的输出与检查增殖权力。“做文章”作为权力网络的扭结点，展示着个人运用知识，服膺和行使权力的互动过程：通过代替少爷做文章（输出经学），单飞英获得高于徐子元的权力。这场权力博弈之所以可能，离不开老夫人命令作文章（检查经学）的条件。这折戏中，老夫人从头到尾都没有出现，却通过下人的通报有力地影响着剧情走向。在没有现形的家族权威阴影下，被迫接受知识检查的徐子元在台上抓耳挠腮，丑态尽显。

徐子元书房假寐

徐子元和孔乙己

互为倒影的丑角

徐子元之所以成为众人发笑的对象，在于他疏于学习经学。反之，若他开始一心勤学，是否会跳脱丑角的人物设定？不一定。有鲁迅笔下的孔乙己为证： 孔乙己同样是一出现便引得“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”的丑角。因为没有考中功名，他空有满腹旧学，却无法“折现”。无技谋生的他潦倒度日，沦为笑柄。对于“茴”的四种写法等边角知识，他愈是珍爱，愈是被人哂笑。

在品性光谱中，徐子元与孔乙己似乎各执一端：前者是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，后者是满口“之乎者也”的穷酸文人。对经学态度不同的他们，何以都成为引人发笑的对象？

王国维说：“常人对戏剧之嗜好，亦由势力之欲出。先以喜剧（即滑稽剧）言之。夫能笑人者，必其势力强于被笑者也。故笑者实吾人一种势力之发表。然人于实际之生活中，虽遇可笑之事，然非其人为我所素狎者，或其位置远在吾人之下者，则不敢笑。独于滑稽剧中，以其非事实故，不独使人能笑，而且使人敢笑，此即对喜剧之快乐之所存也”。

徐子元和孔乙己相继成为丑角背后，是时移事变之际，知识权威重心的转移，以及知识持有者的境遇变化。徐子元和孔乙己用自身境遇的坍落，显示了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，对于“何为知识”的定义亦随之改变。在某种知识丧失权威性后，知识持有者同样被边缘化。“不合时宜”的知识和行为常被加上“可笑”滤镜予以表现。

徐子元：“听说是要做文章，我心如刀绞”

《做文章》隐含的认知图式倡导知识分子钻进书房，青春期男孩徐子元对于自然和异性的好奇心与模仿，便被温和而不无严格地打上了“不足为训”的烙印。与此同理，没有赶上“学而优则仕”的最后时机，孔乙己便成为“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”。因为总是偷窃，所以他的满口圣贤书愈发成为别人嘲笑他的借口。原本为上层社会所垄断的“之乎者也”像锁链一样，阻挡他融入短衣帮的下层社会，孔乙己的认知失调由此产生。他只好发明新名词合理化自己的行为：“窃书”，而不是“偷书”。众人诘问孔乙己之时，咸亨酒店飞动的阵阵笑声，又何尝不是刻在孔乙己心上的道道伤痕。

单飞英阐释考题“学而”

传统川剧中的徐子元和新文化运动中诞生的文学人物孔乙己，互为倒影，显出不同认识型对于丑角的不同诠释，以及权力借助笑声实施规训的运作机制。正如李笠翁在《闲情偶寄》中所揭示：“窃怪传奇一书，昔人以代木铎，因愚夫愚妇识字知书者少，劝使为善，诫使勿恶，其道无由，故设此种文词，借优人说法，与大众齐听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