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假装情侣》      《肩上蝶》

　　在6月24日公映的《假装情侣》中，刘奋斗被悄然加注着“前期导演”的头衔，并坚称“我不承认《假装情侣》是我的导演作品”，而该片总监制刘沙白则指责其“性情太偏执、易暴躁、不易沟通”；无独有偶，就在6月16日，《肩上蝶》导演张之亮突然在上海国际电影节拂袖而去，宣布退出影片的一切宣传工作，只因影片在未经他同意的情况下从120分钟被剪到90分钟，直到6月21日，张之亮与发行方高军依然僵持不下，后者甚至撂出“不做发行”的狠话……矮油，到底怎么了非搞得鱼死网破？导演与制片人到底谁才有发言权？是如张一白所说“谁牛听谁的”？还是如贾樟柯所言，“一切按合约办事”？

　　“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，我想说一句算是激励自己的话，就是我的电影拍得还不牛，否则就不会有这么多人说三道四了”，在接受采访时，刘奋斗无奈中略带赌气的回应道。《假装情侣》是他在《绿帽子》和《一半海水一半火焰》之后首部走上大银幕的电影，只是“原本是想模仿《当哈利遇见莎莉》”的片子硬是被改成了现在的中国版《我的野蛮女友》。出乎意料的是，上映以来却好评不断，被评为“精致的华语都市爱情片”，但刘奋斗依然撇清关系，“不管卖得怎么样都跟我毫无瓜葛”。

　　与刘奋斗的执拗相比，张之亮最终选择言和。6月21日，他发布微博，“每个电影的参与者都希望见到好结果，不管最终公映哪一版，导演更应尽力配合支持。”而就在6月17日他还在微博上坚定立场，“请相信我会坚持电影信念，也不由得我轻率、轻易放下原则，接受不属于意愿的创作安排，这等同出卖所有信赖我的工作人员的心血成果。”高军则用“决绝”来形容此举，“如果导演真的不能接受我们建议的版本，也可以不再发行。”

　　这是两场“只有现象、没有真相”、各执一词的“罗生门”，不仅围观者一头雾水，即便是当事人自己恐怕也很难厘清到底是谁对谁错，但物伤其类，各路人马早就不淡定了。

　　日前业内人士陈励志发布微博说，“在电影这个行当里，最大的潜规则是让步。为别的影片让步，为渠道让步，为投资方让步，为发行方让步，为导演让步，为牛逼演员让步，为牛逼媒体让步，为牛逼背景让步……在任何一次多方角力中，总是最有话语权而不是正确的那个主导一切。”这种悲催的让步立刻得到了导演张杨的响应，“让步到最后，还是我们最初想拍的那个电影吗？”而导演何平则提倡向北野武学习，“自己做电视栏目，用做节目的钱拍自己的电影，用做节目的号召力去影响发行人和观众。”

　　这场原本是“家务事”的纷争迅速升级为导演与制片人的话语权争斗，一部电影到底该听谁的？谁才有最终剪辑权？导演与制片人该怎样分工？该怎样规避类似纠纷？出了问题怎么办？其实在早期好莱坞，此类例子也不胜枚举，尤其是剪辑权之争、制片人与导演之争、原著与导演之争……且先看看好莱坞大师们都是怎么斗智斗勇的。

　　最旷日持久

　　大卫·芬奇至今不承认《异形3》

　　战斗指数：★★★★★

《异形3》

　　即使今天贵为《社交网络》《返老还童》《七宗罪》等多部经典影片的导演，大卫·芬奇当初也和很多新人导演一样受过委屈。1992年，他接受二十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的邀请，执导处女作《异形3》，但拍摄过程并不愉快，首先剧本在未完成的情况下便投入拍摄，最终上映版本也并非出自大卫·芬奇之手，双方在拍摄和剪辑方面都产生了严重的分歧。当众多评论对《异形3》褒贬不一时，大卫·芬奇则公开宣布《异形3》不是自己的作品，一直到2003年《异形四部曲》发行时，他仍然采取“不接受采访，不做评论音轨，不做导演版”的三不原则，可见这部电影让大卫·芬奇多受伤，他至今未承认《异形3》是其作品。

　　最命途多舛

　　《危险人物》导演提前退出，三成影片被重拍

　　战斗指数：★★★★☆

《危险人物》

　　开拍于1997年9月的《危险人物》是大明星梅尔·吉布森从影以来少有的颠覆性尝试，他扮演一名亦正亦邪的黑道人物，杀戒大开。本片是《铁面特警队》金牌编剧布赖恩·海尔格兰德执导的第一部影片，由于是导演界的新手，布赖恩并没有太多话语权，制片方最终对他的版本予以否定，认为“人物过于可憎，情节过于黑暗，不利于影片的票房”。后来布赖恩退出拍摄，影片的30%被重拍，这也导致了《危险人物》的上映期延误长达一年的时间，而影片风格也变得“时而有粗糙的质感，时而又汇集烂俗的好莱坞动作片桥段”，严重不统一。2007年，布赖恩剪辑的导演版本推出，相较轻松的影院版，影迷反映血淋淋的画面确实让人沉重异常，不忍多看。

　　最有口难言

　　最佳外语片提名导演亦是浮云，《致命拜访》还得改！

　　战斗指数：★★★☆☆

　　凭借希特勒题材影片《帝国的毁灭》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的德国导演奥利弗·西斯贝格，2005年被华纳公司看中，执导由妮可·基德曼主演的《致命拜访》，不过华纳高层对他的初剪版本并不满意，认为动作戏份少得可怜，不够亮眼，于是又花重金请来《骇客帝国》三部曲的导演拉里·沃卓斯基和安迪·沃卓斯基兄弟改写戏份，并斥资1000万美元请《V字特攻队》的导演詹姆斯·麦克特格补拍部分镜头。

　　无独有偶，因《无间道》声名大噪的导演刘伟强，2007年曾传出进军好莱坞执导首部电影《The Flock》受挫的消息，“该片质量太差，刘被剥夺其第一剪辑权，找来《刺杀尼克松》导演尼尔斯·穆勒为该片重新剪片及补拍”。对此，刘伟强曾回应：“第一、第二剪辑权都在我手里，我剪完后片方会再找人来修改，修改后我会再做最后审片，这是好莱坞的规则，”言外之意，他还是没有最终剪辑权。

　　最牵动人心

　　《谍影重重4》面临大换血

　　战斗指数：★★★★☆

《谍影重重》

　　没有了导演保罗·格林格拉斯和可爱帅哥马特·达蒙的《谍影重重》，你还会去看吗？因与制片方环球影业分歧严重，导演保罗·格林格拉斯决定退出《谍影重重》的拍摄，随后马特·达蒙在采访中力挺导演，他说：“没有他我是不愿意演的，因为我认为我演但他不导，这是一个坏主意。”达蒙还强调：“没有格林格拉斯就没有《谍影重重》。”据外媒报道，导致导演与片方分道扬镳的原因十分复杂，其中重要一点是：保罗不满环球影业雇用新的编剧来创作一部“平行”剧本，而对资金状况非常在意的环球影业则因保罗此前没有按照预算拍摄《绿色地带》，双方积怨由来已久。最终，该系列电影的编剧托尼·吉尔罗依临危受命，自编自导《伯恩的遗产》，才不至于让“谍影重重”系列面临腰斩的危险，而曾主演《拆弹部队》并两次获得奥斯卡提名的当红男星杰瑞米·雷纳将接替马特·达蒙，成为男主角。

　　最疑点重重

　　不满片方插手创作，《钢铁侠》导演退出？

　　战斗指数：★★★☆☆

　　曾执导过《钢铁侠》系列前两部的导演乔恩·费儒，在微博上公布消息：“我将不会执导《钢铁侠3》，我下一部将要拍摄的影片是《魔法帝国》。我和惊奇公司合作愉快，我也祝他们好运。”据了解，乔恩·费儒最初以喜剧演员的身份出道，一直顶着二流演员的头衔，正是《钢铁侠》的风靡全球才让他成为一名成功的商业片导演。《钢铁侠1》在全球共席卷5.8亿美元票房，《钢铁侠2》虽然也赢得6.2亿美元的不错成绩，但却被评论界认为是“不思进取”和“剧情乏味”。乔恩·费儒早前在采访中曾对片方透出不满——“对于这样的漫画世界设定我其实一窍不通，我和惊奇公司的人谈了以后，我觉得他们也是一知半解”；“和惊奇合作过的电影人都知道，在电影最后剪辑完成之前，你几乎不知道故事内容是什么”。外界揣测，电影公司屡次插手导演的创作或许是促使乔恩·费儒出走的原因。

      各方评论

　　投资方“财大气粗”还是导演“野蛮生长”？

贾樟柯

　　导演贾樟柯(以下简称贾)：

　　“每部电影应该有一个对这个电影艺术负责的人，而导演可能是最理解创作的一个人，应该多听导演的意见。”

方励

　　制片人方励(以下简称方)：

　　“电影是为观众、为市场而做，不是为导演，既然要做产业就不要玩空中楼阁，不要再耍牛逼了，不要再玩自己独的了，再玩就把自己玩死了。”

周黎明

　　影评人周黎明(以下简称周)：

　　“制片人和导演肯定在一开始就要形成共识，谁也不应该是上帝，谁也不应该听对方的，而是合作者的平等关系。”

　　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张献民(以下简称张)：

　　“当你足够强大时，就可以自己出任韩三平这样的角色，自己做制片人，自己做导演。”

　　究竟是电影投资方“财大气粗”欺负导演，还是中国导演“野蛮生长”太久？在中国电影奔着百亿票房去的今天，是应该学习好莱坞“导演大多没有最终剪辑权”的产业惯例，还是继续中国业已形成的 “导演中心制”特色？或许正如制片人方励所说，“纷争会越来越多，也没有灵丹妙药，因为这是中国电影形成产业变革与阵痛的必经过程。”

　　谁牛就听谁的？

　　贾：首先纷争的起源应该是在合同阶段，签约时导演跟制片人都要考虑一个问题：最终的剪辑权在谁手里？一般来说只要双方认同，两种模式都可以：以制片人为中心，最后剪接权在制片人手里；或者以导演为中心，最后剪辑权在导演手里。一个准确完备的合约会减少后面很多不必要的内讧，本来拍电影是个愉快的事儿。

　　方：不要把电影完全“神话”成艺术殿堂。既然是老百姓要掏钱买票，院线要付那么多的租金，既然你吹嘘票房，那拜托多听听市场运作者的意见。作为产品的电影是为观众、为市场而做，而不是为导演，所以不要玩空中楼阁，不要再耍牛逼了，不要再玩自己独的了，再玩就把自己玩死了——当然，如果我们有小众院线，仍然有导演们自由自在地做小众电影，这样的电影就不会要求高投资、高票房。

　　张：这个纷争很正常，无非是合同没有签清楚所引发的工作麻烦，好莱坞也有这样的纠纷，有合同就按合同来，如果一方不遵守合同，另外一方想忍便忍，不忍就法庭上见。当你足够强大时，就可以自己出任韩三平这样的角色，自己做制片人，自己做导演。

　　权利与责任怎样分工？

　　贾：我还是建议多听导演的意见。每部电影应该有一个对电影艺术负责的人，而在目前我们整个电影工业水平不是太高的基础上，显然大多数导演对电影的认识要比制片人更在行。当然，导演也该虚心一点，理性一些，多听听别人的意见，包括制片人。所以我觉得推行监制很必要，一个好的监制就是沟通出资方和导演之间的桥梁，因为他理解导演的创作，也理解投资方的压力。

　　方：假如说我们做电影是在做产业，而不是做个人意识，那为市场所做的那些商业电影的制片方，是该拥有绝对发言权的。导演负责把电影呈现到最好，制片人肩上的担子则更多层，不只是资金，还有整个电影的成本和架构。导演与制片人的冲突以后会越来越大，没有灵丹妙药，这是中国电影形成产业变革与阵痛的过程。

　　周：前几天我在上海电影节主持电影大师班第三场“电影工业中的导演角色”，有幸与英国导演和制片人休·赫德森、丹麦导演比尔·奥古斯特对话，他们认为制片人和导演在一开始就要形成共识，谁也不应该是上帝，谁也不应该听对方的，而是合作者的平等关系。

　矛盾如何解决？

　　方：制片人首先要清楚：你有没有能力对资本负责？有没有能力跟导演沟通并达成协议、一起工作？合同里，剧本、演员阵容、片长、剪辑权、终剪权、发行方式、宣传规模……这一大堆细节全要搞定。我听说《肩上蝶》的导演张之亮本身承担了所有的职务，又做制片，又做策划，又做监制，又做导演，所以最后只剩下投资方和导演的冲突了。

　　周：发碟时可以再出一个导演剪辑版，因为在院线上映有太多别的因素要考虑，而如果要尊重导演的艺术创作，则可以通过碟来展现。说实话，就我们现在而言导演的权利太大了，而制片人缺乏艺术的把握能力，最后只能交给导演，这也是现实。这两年我请教很多圈里人，问中国电影最缺什么，他们都说缺制片人，因为这个工种是学校学不来的，你必须在现实中去打拼和积累经验，尤其需要导演经验，很多好的制片人是从导演做起来的，比如陈国富、张一白，所以他们去当制片人时会是导演的朋友，同时他们的视角又和导演不太一样，能看到一些导演看不到的东西，正好互补。

　　张：导演要在合约里写清楚：自己可不可以负责到底？如果违约中途让你退出，对方得做怎样的赔偿？对于制片人也一样：是不是会换导演做后期？如果另外换导演是不是应该赔偿？——如果合约的所有条款都是含混的，再出现矛盾或者冲突那就纯属双方活该。